晏绍祥《希腊与罗马》：如何认识古典世界

作者: 晏绍祥 
出版社: 商务印书馆
副标题: 过去与现在
出版年: 2019-1
页数: 353
定价: 58.00元
装帧: 精装
丛书: 光启文库
ISBN: 9789577302427

内容简介  · · · · · ·

本书为作者的学术随笔集。全书共19篇小文，其中包含比较严肃的学术论文，但大部分是介绍西方古典学的短文，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

前七篇涉及古典世界的历史与传统，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传统，以及近代早期关于罗马共和国的观念。

中间十篇收入对今人著述的评介，介绍当代人从不同侧面认识古典世界的理论、方法、成绩和问题。它们既指涉现代人认识古代世界的历程，也带有不同时代的烙印。

最后两篇意在说明译作对中国认识古典世界的重要意义。

无论是全面、深入地认识古代世界，还是希望在研究上有真正的突破，学界都离不开基本的资料建设，而学术翻译的意义，正在于把最重要的史料、前沿的研究成果，直接推介给汉语世界的人。

作者简介  · · · · · ·

晏绍祥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、秘书长，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。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，尤其是古典世界历史、古典传统在西方世界的演变等领域的研究。

目录  · · · · · ·

序　言
理想与暴政之间
——古典思想中的雅典民主问题
斯巴达的幻影：古代与现代
修昔底德论民主政治
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贿赂与防范
王位继承制度与亚历山大帝国的瓦解
古典民主传统的近代命运
孟德斯鸠与古典世界的共和政治

芬利与古典世界历史研究
考古学与古希腊文明研究
伯里和他的《希腊史》
哈蒙德和他的《希腊史》
莫米利亚诺论“希腊人的过失”
韦尔南版本的希腊神话
——读《宇宙、诸神与人》
古希腊统一问题的政治解读
——读弗格森的《希腊帝国主义》
林托特与罗马共和国政制研究
人物志研究在罗马史领域的代表作
——塞姆的《罗马革命》
西塞罗肖像

译著与中国的古典世界历史研究
商务印书馆与我的希腊罗马史研究

序 言

2003年，当英美联军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下进攻伊拉克时，西方一些报纸使用了诸如《渡过卢比孔河》的标题，纷纷预测英美联军推翻萨达姆之后伊拉克的局势。英国《独立报》根据恺撒入侵罗马后经历的内战，认为“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，肯定会有内战相继”。之后伊拉克局势的发展，表明萨达姆比他古代的先驱者庞培表现更差劲，毕竟庞培背后有共和派支持，他个人的能力和经验，使他能够把大部分军队运到希腊。公元前48年，他在法萨卢战役中差点击败恺撒。而独裁者萨达姆众叛亲离，他庞大数量的军队几乎未发一枪便神秘蒸发，他本人也迅速成了俘虏。更重要的是，伊拉克并未像恺撒入侵后的罗马共和国那样，陷入血腥的大规模内战。

2016年11月9日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。还在竞选期间，特朗普就以其特立独行的风格引发了无数争议。当选之后，当时尚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陈超，立刻撰写了一篇网文发表在澎湃新闻上。文章取了个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的标题：《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，古希腊就出现了》，并对特朗普和雅典知名的人民领袖克里昂（陈文译为克勒翁）进行了一番比较。陈文认为特朗普和克里昂的相似之处，在于两人都语言粗鄙暴力，夸夸其谈；造型乖张；对内败坏民众风气和民主制，对外政策激进，信奉强权；道德水平低下。该文还预言，特朗普的上台，可能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拐点。

两篇文章前后相差13年，但都期望根据古代的历史，大胆预测当今的局势走向。《独立报》对伊拉克局势的预测已基本破产：伊拉克并无大规模内战发生，倒是进入了和平与重建。至于特朗普上台是否意味着美国民主会从此带上特朗普风格，尚有待检验。就我直观的感觉而言，现在就预言美国民主的拐点到来，恐怕为时过早：美国肯定不是雅典，特朗普是否会成为克里昂，疑问更大。仅仅从特朗普与克里昂执政风格相似来判断美国民主的走向，不免太过大胆。所谓克里昂粗鄙无礼的说法，虽然有阿里斯托芬的言论辅助，仍不过是修昔底德的一家之言，多数雅典人明显不会完全赞同修昔底德的看法，否则在雅典那样一个公民直接决定政治家命运的政制下，克里昂早被打入冷宫了。

至于雅典人民，可以肯定没有被克里昂败坏，或者变得道德低下。一方面，如芬利所说，判断一个政治家的优劣，不是看他说话是否庄重，而是看他的政策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与人民的需要。他恰当地质问道，难道伯里克利和尼奇亚斯等人面对数千公民的集会，可以在那里轻声细语，温文尔雅吗？另一方面，如果数万雅典公民竟然被克里昂一个人败坏了，那似乎也太低估雅典人民抗腐蚀的能力了。历史的事实是，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的两次政变中，除少数寡头分子外，绝大多数雅典人民表现出的道德风范，足以为民主政治正名。尤其是公元前403年民主政治恢复时，雅典人民捐弃前嫌努力和解，他们表现出的政治风范，得到了所有希腊人的赞誉。

话题回到美国，所谓人民领袖风格的总统，特朗普绝不是第一个。在某些人那里，1828年当选的安德鲁·杰克逊应该算是第一个。班克罗夫特曾直言不讳地宣称，杰克逊是个来自西部边疆的文盲，只知道讨好人民。比较晚近点的，是杜鲁门。杜鲁门在竞选连任时，演说是相当粗鲁。更出格的，是他就任总统后的1950年，因音乐评论家批评他女儿不是唱歌的料，杜鲁门私下写信给这个评论家。信中所用话语的粗俗程度，远超特朗普。不过从杰克逊到特朗普，已经过了190年，从杜鲁门到今天，也超过70年。但美国的制度，至少从特朗普两年的执政经历看，难说有本质性的变化。美国的人民，也很难说会被特朗普等总统败坏了。早在16世纪，意大利思想家奎昔亚狄尼就警告我们，当人们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当今的鉴戒时，必须注意相关条件一致，否则可能南辕而北辙。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：即使客观条件完全一致，有自己独立意志的人类，也未必都会做出完全相同的反应。

不过，处在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学人，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变局，居然同时想到了古典世界的先例，多少体现了古典传统的魅力。知名古典学者博尔加曾经认为，古典传统对西方社会的创造性影响到17世纪已基本结束。笔者曾试图证明，虽然从传统与现实的关系而言，现实的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，但古典传统的影响，并未随着西方文明的成熟而远去，反而在21世纪的新语境中，有再度复活的迹象。最近讨论颇多的所谓“修昔底德陷阱”“塔西佗陷阱”之类，都来自古典世界的启发。是否符合历史实际，当然可以讨论。但基本可以肯定，将来人类遇到新的问题，仍会有人从那里发现某种类似的先例，发明某种新的说法。准此而论，古典世界距离我们，似乎并不遥远。它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，作用于我们的生活而已。

收入本书的19篇小文，是我10余年来写的一些或长或短的评论性文章，大多与古典世界的历史及传统有关。其中前7篇涉及古典世界的历史与传统，重点是雅典和斯巴达传统，以及近代早期关于罗马共和国的观念。细心的读者想必会发现，无论是古典世界对雅典民主的看法，还是从古代到现代对斯巴达的讨论，抑或是关于希腊人和罗马人如何应对他们遇到的问题，当后人对它们发生兴趣时，多少都有着程度不等的现实关怀。

从《芬利与古典世界历史研究》到《西塞罗肖像》的10篇，重点是今人著述的评介，介绍的是当代人从不同侧面认识古典世界的理论、方法、成绩和问题。它们既指涉现代人认识古代世界的历程，也带有不同时代的烙印。遗憾的是，其中没有一篇评论的是中国学者的著述。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人这些年来缺乏建树。如笔者在他处已经指出的，在世界古代史领域，最近20年来中国学者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，可能超过此前50年的总和，在质量上，这些论著也有相当的提升。之所以不太谈论中国学者的著述，一是读者自有自己的判断，二是自己能力有限，总担心误解了作者，给相关人士惹出不必要的麻烦。当年从长沙到武汉的列车上，刘家和先生就史学评论对我的教导，至今不敢忘怀。

最后两篇或许最具中国特色，意在说明译作对中国认识古典世界的重要意义。在这个大家都忙着原创、人人把创新视为生命的时代，也许我们应当适当重视学术翻译这个不太被人看好的行当。无论是全面、深入地认识古代世界，还是希望在研究上有真正的突破，我们都离不开基本的资料建设，而学术翻译，正在于把最重要的史料、前沿的研究成果，直接向汉语世界的人推介。18—19世纪英国政治和文化的成就，至少部分与18世纪大规模译介欧洲大陆的思想和术成果有关。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要著述，不管是孟德斯鸠的，还是卢梭的和伏尔泰的，甚至多卷本的《百科全书》，都被译成了英文。缺少了这些有益养分的哺育，格罗特12卷的鸿篇巨制是否能够出现，我深表怀疑。今天的中国要想在文化和思想上对世界有所贡献，也必须有海纳百川的气魄，先把人家的东西学会，才有真正创新的可能。具体到历史学这个传统积累深厚的学科，我们更需要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再谈超越。而译作，正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前人成果最直接的一个途径。对于那些辛苦从事翻译工作的人，除那些粗制滥造之作外，我们是否应当给予适当的承认，并致以敬意？

本书的出版纯属意外。承陈恒教授好意，嘱我将近年的豆腐块汇集成书，并纳入他主持的“光启随笔”。在他多次的督促之下，我总算完成了他分派的任务，成就了目前摆在读者面前的小书。这套丛书的前几位作者中，不管是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和李剑鸣教授，还是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，学问和识见都是我只敢仰望的大家，自己居然忝列其中，心中着实惶恐。幸得陈恒教授不断鼓励，商务印书馆的两位编辑鲍静静和陈雯女士，又极其热情，而且特别专业和负责，看到她们发来的被修改得满篇红兮兮的清样，提出的诸多问题，一方面自己感到惭愧，另一方面我居然有了点信心：无论如何，经过她们的批改，文字上至少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纰漏。至于史实和观点上，如果有任何错误，当然应由我本人负全部责任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最近20年是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发展极其迅速的时期。在学者们不懈的努力下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，无论是人才培养和资料建设，还是取得的成绩，都有目共睹。有些10年前尚难得一见的珍稀资料，如今大多比较容易获得。20年前如果哪家图书馆能够拥有整套的罗伊布古典丛书，就足以成为该校学者自豪的资本，如今的情况，是学者们从事研究时，如果不能利用牛津古典文献或托伊布纳尔丛书，或者《希腊历史残篇》和《希腊铭文》，好像都不太好意思出手；剑桥大学出版社的“希腊罗马史料集”，当时国内仅有几家图书馆收藏，如今已全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；有些西文现代著作，如塞姆的《罗马革命》，芬利的《古代世界的政治》和《古代与现代的民主》（中译本《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》），20年前大多还是原文，如今不少有了中译本。收入本书的部分篇章，有些写于20年前，有些写于10年前，这次汇集成书时，除订正明显的史实和打印错误，统一译名，个别篇章略有增删外，大部分仍保留发表时的原样，一则它们代表着自己的经历，二则它们见证着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这些年来踏实的进步。如果全部改成现在的模样，有点“历史虚无主义”的嫌疑。尽管做出这样的决定时，我不免让自己尴尬：当年读书那么少，居然胆敢说那样的大话！尴尬也罢，得意也好，本书终归是自己日常学习的部分心得，记录着我走过的道路，私心觉得，还是尽量保持原貌更好。是否合适，留待读者批评指正。

晏绍祥

2018年10月